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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匡鼎解颐网编辑：贵港市时间：2025-04-05 13:23:58

《法官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性法律，其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任何低位阶的法律、规定都不得消解《法官法》的效力。

这实际上也是后发展社会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先有现代标识，后求现代精神。这种对抗就独立于国家职能系统的律师业来说，是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就属于国家职能系统的律师业来说，则有赖于国家权力的自律。

当今中国律师业在社会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所呈现的发展运动及其趋势，可以说是在更高层次上发生的一种超越本土法律文化传统—从而使这种传统不得不再次回归于一种潜在状态—的运动。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明：第一，如前所述，律师制度是作为一种现代标识自清末开始在中国确立起来的。社会化是相对于把律师业纳入国家公职范围或作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而言的。[30] 重建的律师制度基本上是对50年代未及系统立法的律师制度的恢复，这与此时中国社会整个处于拨乱反正状态是一致的。随后英、美等国殖民主义者在租界内逐步建立几乎具有国家机器全部职能的统治机构，甚至还设有监狱、法院。

当时统治者推行法律改良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消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以重整治权。中国律师业的社会化和行业化，意味着在广泛的社会结构范围内、而非原先的国家权力结构范围内重塑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因而不仅需要各种阶段性设计，而且还要有一种系统的构想。就基本的共同点看都是：设有专门机构负责组织这样的培训，时间很短，重在知识更新，等等。

可以考虑改为：法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任何追究。二指司法考试合格作为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法定要求之一，所必然具有的门槛效应。一个职业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是否拥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社会公信和社会尊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道德评价。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01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前，许多业内人士对法官职业道德的兴趣都在于竞相概括法律职业道德准则的点点道道，而如今在该准则出台并把职业道德准则概括为六个方面后，这方面的兴趣和思考则骤然陡减。

（2）如果要建立一种从优秀的执业律师中选法官的制度，那么我们不能考虑钱包鼓不鼓的因素。我们知道，道德是人们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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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司法考试与法律家的养成密切相关。九、关于司法官短缺：缺编还是缺人近两年来，关于西部和贫困地区基层司法官短缺的话题引起人们热切关注。与之相对，司考门槛高低的话题也具有性质不同的意味：在前者，司考门槛高低意指司法考试通过率的高低。这样做不仅有助于纠偏，有助于按照认知的规律性形成健全而平衡的视角，而且还能够改进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品质，体现道德的属性以及人类道德实践的特殊要求。

《法官法》重在规范管理而非加强管理。在职业道德上要为人正直并显示其公正性。在目前司法保障缺乏的情况下，法官收入不多、压力不小。所谓有从事司法工作的资格，简单地说就是要通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

这样一种克己利他的属性，恰恰也是道德评价的精髓所在。职业精神是指法律职业者须致力于社会福祉，以自己掌握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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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官法》在担任法官的条件中规定了身体健康（第九条第五项）的要求，这项要求显然过于笼统，随之而来的疑问是：何谓身体健康？身体不健康是否还能继续做法官？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身体健康的要求似乎有必要以能够担负法官职责为限定。但是，同样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没有像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职前训练，这种在大学中进行的普通法律教育却可能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这里不考虑未受系统法律教育进入法官职业的情况）。

即使不考虑案件类别、纠纷解决观念等复杂因素对司法资源耗能的影响，在东部和一些中心城市面临诉讼爆炸的局面下（想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年审理5万多案件的情况），这些地区司法机关的人均办案数量肯定普遍会高于西部或其他地区。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分析一下中国的情况了。职业声望是指法律职业者须为社会所尊重，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法官职业化还是一个在我国司法改革的整体格局中不可缺少的命题。从长远看，对于不同层级法院的法官，在制度上不仅要设立作为权利的可以退休年龄，而且要设定作为义务的强制退休年龄，同时还要有针对特定情况的甄别变通程序，以折冲强制退休规定的刚性。众所周知，道德是一种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是一种诉诸于人的良知和内心确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

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对道德冲突和道德理论的认知：善的实现。

法律职业自治，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自治。从法官职业化的实质要求看，《法官法》对法官职业的保障和管理显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到2008年，省级以上检察院领导班子大学本科毕业的要求达到95％。该《规划》要求，到2008年全国检察人员中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数要达到19万人，平均达到90％，其中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达到12万人，平均达到60％。

二是对法律职业道德本身的认知。诸如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等，都属于公民应尽义务的范围，法官也概莫能外。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并不具有像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因为正如上面所述，法官作为国家司法权的载体，尽管其职业能力使他们掌握了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但只有将这种力量与法官为民众谋福祉、为社会担道义的高尚职业精神相结合，法官职业才可能与社会大众具有亲和力，才有可能在社会中求得充分的身份和物质保障，并在司法独立的意义上获得令人羡慕的自治特权，进而赢得为社会大众所的尊宠的职业声望。

从读到的一些材料看，德国、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等大陆法传统的法律人士更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而美国、英国等普通法传统的法律人士则更倾向于从狭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运用这一命题，就能够很好地确定、引导和整合法院系统眼下和今后在队伍建设上的诸多改革举措，如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法官遴选、法官助理、书记员序列单设等改革，建立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

它对新法官（主要是初审法官）的培训计划分两步，每步四天半，中间间隔九个半月。进不来、不愿进——社会上条件合格者不得而入或不愿进入。

见习法官可以独立办案，但工作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要受所在法院院长监督，因为其中被评估为不适合在司法部门工作者将被解雇。从法律家养成的角度看，统一司法考试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作为良好社会地位的有效保证。按照职业主义理论的阐说，在现代法治社会，包括法官、检察官、执业律师、大学法律教师等在内的法律职业是一类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profession）。其中的聚焦点是：西部等不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出现了法官、检察官断层问题（如有的省87%的基层法院法官人数仅为3至4人），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这些法院、检察院连年在司法考试中的低通过率、甚至零通过率。道德教育就是要使人们在辨认道德评价的独特性的基础上，认识到自己行为所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

理由是：要在职务行为豁免的意义上真正强化对法官的职务保障。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各地区在整体发展水平上巨大落差，就更是如此。

它还定期举行涉及诸多领域的研讨班和培训班，人数20-200人不等，时间1-2天，最长不超过5天。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等相互之间的对比，如相对于东部地区更高的通过率，司考门槛对西部地区显得比较高。

地、县两级检察院要分别达到90％和80％以上。作为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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